走进南博展厅，新石器时代的江豚形陶壶吸引观众驻足观看。这是一件泥质灰陶壶，通体呈浅灰色，接近江豚肤色。它头上有冠，嘴巴尖尖，呈鸟喙状，双眼炯炯有神，目视前方。它的身躯肥胖，腹部内空，上腹部有一对小胸鳍，身体下有三个小小的扁足，使身体保持稳定。

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研究员介绍，这件陶壶1960年出土于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在梅堰遗址，考古专家们发现了石、玉、骨、角、蚌、陶器122件，采集各类遗物4000余件，这件陶壶是梅堰遗址发现的一件特殊器物。通过对梅堰遗址出土文物的分析，可以确认该遗址属良渚文化，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。

在1963年6月的《考古》杂志中，刊载了署名为“江苏省文物工作队”的《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》一文，文中将这件陶壶称为鸟形壶。那么，考古专家后来又是如何将它确定为江豚形陶壶呢?

王奇志介绍，在对这件新石器时代艺术品的研究中，学者发现，它虽然有尖喙、头顶有冠，有一点鸟类特征，但整体与豚更相似。南博的学者为此请教了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授，他们也认为更像是“豚”。在新石器时代，先民们按照自己熟悉的动物，捏塑动物形陶器的情况并不罕见，比如良渚文化的鳖形壶、螺蛳形壶，大汶口文化的猪形陶鬻等。

4000多年前，梅堰遗址靠近长江入海口，那里正是江豚活跃的区域。这里水源充足，气候温和，先民们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。站长江边，他们常能看到水中嬉戏的江豚，对这种温良驯顺的动物并不陌生。他们以江豚为外形，制作这件神态逼真、悠然自得的江豚形艺术品，来表达对长江、对大自然的依恋和热爱。

专家还发现，江豚形陶壶尾部为注水口，但尾巴与躯体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因此使用价值并不高，更像是一件精心打造的艺术品。有学者推测，这很可能是一件使用于祭祀场合的祭品，用于供奉给祖先或者神灵。

王奇志说，江豚形陶壶也是一件技艺高超的雕塑作品，它作风质朴，工艺精致，周身经过打磨，十分光滑。陶壶长32.4厘米，高11.7厘米，尽管比现实中的江豚大大缩小，但整体切合比例，捏塑手法率意洗练，不做过多装饰，质朴无华。

从侧面看，江豚似处于静态中，憨态可掬，招人喜爱;从正面看，江豚圆睁双目，紧紧盯住前方的目的物，似在急速游泳，展现出高度的灵敏和力量。有意思的是，4000多年前的“梅堰人”还在江豚形陶壶头上，加缀了一个江豚并没有的冠，可能是在对江豚进行人格化或神化，反映了对于超人力量的崇拜。总之，江豚形陶壶栩栩如生，其雕塑技艺极为高超，是研究我国雕塑艺术史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，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阶段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。

江豚，哺乳纲、鲸目、鼠海豚科动物。成年江豚一般体长1.2米—1.6米，体重在50—70千克之间。目前，江豚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，是长江系统的旗舰物种，被认为是长江生命力的“晴雨表”。

从新石器时代开始，生活在长江边的中国人对于江豚就不陌生。曹操在《四时食制》中说：“䱐䰽鱼，黑色，大如百斤猪，黄肥，不可食。数枚相随，一浮一沉。一名敷。常见首。出淮及五湖。”文中提到的“䱐䰽鱼”就是指江豚。东晋郭璞《江赋》里说，“鱼则江豚海狶，叔鲔王鳣”，这是“江豚”一词首先出现在文献中。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中有对江豚的详细记录，唐代诗人韩愈曾写道“江豚时出戏，惊波忽荡漾”，描绘江豚性情活泼，不时出水潜入的特性。南宋陆游在南京三山矶目击了江豚，他在《入蜀记》中生动记录：“江中江豚数十出没，色或黑或黄。”历代文献中对江豚的记载不胜枚举。

然而，就在30多年前，世世代代在长江里无忧无虑生活的江豚家族却曾遭遇危机。当时，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，以及长江污染的加剧，江豚种群数量不断下降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江豚数量为2700多头，到2012年急剧下降至约1045头，到2017年则减少到约1012头。如再不及时采取行动，江豚有可能步白鱀豚后尘，走向功能性灭绝。

面对严峻形势，从2020年1月1日起，我国实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，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，助力长江休养生息。长江水质日趋向好，江豚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遏制，种群数量也在逐渐恢复。据报道，2022年，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，比2017年增加237头。根据2024年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动态调查情况显示，2023年秋季至2024年夏季，在南京地区，科研人员共观测到江豚336头次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了追逐“微笑天使”，保护长江江豚的行列。“生态好，则江豚笑，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，会有越来越多的江豚出现在长江之上。”长期拍摄江豚的南京摄影师武家敏说，如果说南博的江豚形陶壶代表的是4000多年前长江上的微笑，那么这一微笑已延续4000多年，将继续在万里长江上温暖绽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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